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

引言

儒家学说，是由孔子所创立的一种学说，它源起于春秋，从汉代一直兴盛至今，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自汉代以来，儒教不仅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载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然而在它诞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儒学却一直得不到统治者们的重用。

究其原因，是儒学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具备实用性。

孔孟政治理想中的“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理想社会直到两位思想家去世都未曾实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孔孟之道在乱世势单力薄，又是怎样的人文环境令能孔子“惶惶若丧家之犬”。

孔子画像

乱世中的生存危机

任何思想都是社会环境下文化与思想结合的产物，孟子的思想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深刻反思。因此，要研究孟子的思想起源，就要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入手。

公元前475年，统治了中国五百七十一年的周王朝式微，各路诸侯并起。在政治上，各个诸候国为增强国力，纷纷掀起变法运动——楚用吴起“卑减大臣之威重”，魏用李悝“尽地力，为疆君”，秦用商鞅“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齐用邹忌，韩用申不害。各国政治舞台上有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各路学术思想，独不见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

春秋战国各国

值得注意的是，据《史记》记载，秦国变法名臣商鞅曾在入秦后三见秦孝公，第二次即说之以“王道”，而孝公听得昏昏欲睡，由小见大，可以看出儒家学说在战火四起的乱世里似乎只能垂手作壁上观，很难做为国策在诸侯国推行。

兵荒马乱的时代，王侯将相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仁”字并不能当止战抚民的良药。

在文化上，春秋时期的各学派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激烈辩论，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奇观。

百家争鸣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可考名录共189家，《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则称“诸子百家”。

在那样浩瀚而灿烂的文化大碰撞中，最具实用性的莫过于以商鞅，韩非，申不害为代表的法家。

有道是“乱世用重典”，大争之世，严苛的法律可有效降低社会犯罪率，并以法律条文替国君归整军队，从而增强一个国家的增强军事实力。然而“重典”却与儒家一贯的思想主张相违背。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后又衍生出“仁政”——子曰，

“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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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儒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会赞同“苛政重典”。

据后世考证，儒家思想最早起源于周礼。周王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系统的礼学体系，这一点从一本《周礼》中便可窥见一二。

翻开《周礼》我们会发现，其中既有关于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的记录，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孔子对周朝等级分明，内外有序的社会环境极其推崇。

在《论语》中，他用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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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表明了自己对于周朝礼乐制度的赞赏。但在他所处的春秋时代，周朝俨然处于一个礼崩乐坏的环境之下，战乱带来的社会矛盾动摇了传统经典的权威性，眼看旧制已然不可遵循，孔子只好对存世经典进行改编，依照当时的社会实际融入自己的思想主张，儒家学说由此诞生。

《周礼》

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学说，主张以仁爱之心处理人际关系。在政治上把“德”“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反对苛政和刑杀；其中“克己复礼”即体现了孔子对礼乐制度的维护。

通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子所提倡的政治制度全仰赖于国君与国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这种主张在乱世中显得非常不可靠——现代政治中常提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春秋，以孔子一直以来所推崇的“王者之道”为例，这一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社会和谐的理想。其中一直强调要“仁者爱人”鼓励成员之间相互团结、关爱，希望天下统治者实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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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道德对人的约束力永远是有限的，单靠教化民众也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力。战乱之世，一国国力的最直接体现便是军队的战斗力，而儒家学说的局限性便由此显现。孔子是个极具人文情怀的思想家，他在当时将自己的关注点放在“民生“上，不能说不对，只能说是不合时宜——仁爱”思想放在和平年代是国之利器，放在战国却不合时宜，大争之世，军强则国强，国强而民自安。这是怀仁爱思想的孔子所没有想到的。

春秋时期儒学的传播

社会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然而这片土壤上却始终没开出儒学的花。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带领弟子们离开卫国鲁国出发，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此行一方面是为了以实地考察来完善儒学体系，更重要的是为向列国君王推销儒家思想。

孔子周游列国图

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整整十二载春秋，孔子带领他的学生们从卫国出发，途经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现如今的曲阜——菏泽——长垣——商丘——夏邑——淮阳——周口——上蔡——罗山），然后原路返回。

按今天的计量单位来看，此行的路程并不算多，但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春秋时期，即便是在道路非常理想的条件下，一辆马车的最高时速只有5—10公里以内，孔子一行人在这样的前提下走了足足5600公里，足以显出他推行儒学的决心。但济世安民的决心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冷遇、嘲笑、挪移，最困难的时候甚至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孔子周游列国路线图

关于他的遭遇，《史记》里有一段记载，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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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累若丧家之狗”真是个让人难过的形容，一代鸿儒，万世师表，何以在活着的时候却得不到统治者的重用，以至于让旁人形容他像一条没有家的野狗呢？

冯梦龙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在他的《东周列国志》里这样评价孔子，

“（孔子）有圣德好学不倦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国君无不敬慕其名”

但从史实上看，这种说法更像是儒生们替先圣遮羞的借口——孔子仁德之名在外不假，但国君们是不是真的“敬慕其名”就有待商榷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孔子的举动留下固然替他赢得了万世敬仰的仁德之名，却也让今人看清了他作为文人的天真，说到底，文人情怀可以供在神坛上受人尊敬，却很难在乱世中化为一套成熟的政治体系。

孟子“仁政”思想对孔子儒学的衍伸

到了战国时代，儒学出现了新的代表人物：孟子。

相传孟子是孔子孙子的徒弟。他是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尊称为“亚圣”。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儒学在他手里正式成为了一种政治主张。

孟子画像

孟子在孔子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同时希望人民能在“仁政”思想下生活幸福。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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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能实现的目标却有着一定的理想化成分，归根结底，逃不出“不合时宜”四个字——与同时代的其他的学者相比，孟子缺乏对社会环境的深入思考与了解，故其主张并不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只能成为人们对美好社会的一种向往。

作为“亚圣”，孟子的一生与他的先师孔子十分相似——他们都曾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皆怀有政治抱负带领学生周游列国。据记载，孟子的随从学生最多时也曾有过“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景象”。

值得欣慰的是，孟子所过之处皆受到权贵的款待，并未如孔子那般经受冻馁之苦。孟子每到一国，都会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这惹来了不少国君的不满，他们一方面在衣食住行上给予孟子高规格的礼仪，另一方面却不愿采纳他的政治主张

孔孟二位先生的人生经历高度重合，仿佛同一个人的人生二度重演。继孟子之后，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又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却同样没能挽救儒家在乱世中的垂危——在那天下丧乱的五百年里，每一个儒家学子都曾为儒家学说的推广尽过自己最大的努力，却也都最终功败垂成。漂泊一生的鸿儒们不会想到，他们的心愿将会由一个叫董仲舒的年轻人来实现，儒家学说也将在董仲舒的手里发扬光大，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