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很多人对鲁迅先生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初步的影响中，只知道他爱骂人，骂过很多人，但是究竟为何而骂，是对事还是对人，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李四光是什么家。
笔者在这里说说鲁迅和李四光的故事。
鲁迅先生与李四光的争执，起源于“女师大风潮”。当时李四光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女师大”风潮中，他加入了陈西滢（即陈源）的“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支持章士钊、杨荫榆等人。
【李四光】
1926年1月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封陈西滢给徐志摩的信，信上说，李四光是他们认识的一个最纯粹的学者，当时国立京师图书馆让李四光担任副馆长，但是北大的规矩是不能兼差的，李四光为了去担任副馆长，就向北大校长告假一年，期间不拿薪水，可是鲁迅却一再说“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五六百元的李四光”。陈西滢言下之意，就是鲁迅冤枉了李四光。
【陈西滢】
关于李四光兼职的事，鲁迅是之前在《“公理”的把戏》一文里提到的，1925年12月，陈源、李四光等人组成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赞成章士钊成立女子大学，反对女师大复校，压迫进步女学生和教育界人士，这个组织即后来的“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该组织随即发函，对支持女学生的教职工进行公然侮辱，说北大教员充任女师大主任，实属违法。
对此，鲁迅予以了驳斥，鲁迅身为“女师大维持会”成员，也是女师大的教员，他写文说明了所谓“后援会”的成员与杨荫榆的关系，并且举了李四光作为例子，说杨荫榆曾经开车邀请李四光去看戏，并说李四光的图书馆馆长为“后援会”成员推荐，同时担任北大教员。鲁迅以此说明“后援会”成员自己也不能守规矩，又有什么资格说别人不能兼职呢？
并且鲁迅在之后的《不是信》文中指出，告假是告假，辞职是辞职，不能说不拿薪水就不是北大的教员了，也就是说，虽然李四光告假了，但仍是北大教员，担任馆长依然是兼职，那么按照“后援会”的要求，也可以算是违法了。
要注意的是，鲁迅举出李四光为例，并不是针对李四光，而是为了说明“后援会”所谓“兼职违法”的说法是彼此彼此，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鲁迅先生对李四光的批驳，主要是针对他站在了进步学生的对立面，支持章士钊杨荫榆等人。
News.KeMaOWAnG。oRg.CN【章士钊】
News.KeMaOWAnG。oRg.CN鲁迅先生也知道，李四光是科学家，平时很少和别人斗争，所以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像批判陈西滢那样不留情面。
但是李四光显然并不领情，在陈西滢发表了第一篇给徐志摩的信之后，1926年2月3号，《晨报副刊》又发表了李四光和徐志摩的通信。李四光在信中批判了鲁迅使人“无故受骂”（看上文，他的受骂可以说并非无故，参与政治斗争哪里还能独善其身），并且感慨“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可以说非常鸡汤了，徐志摩就在回信里讲，要让他们“带住”，不许再互相攻击了。
【徐志摩】
News.KeMaOWAnG。oRg.CN徐志摩的话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也很公允，但是实际上是在拉偏架。因为《晨报副刊》先是刊登了陈西滢对鲁迅的指斥，紧接着又刊登了李四光对鲁迅的指斥，骂完了之后，徐志摩才说，你们几个不许再骂了，等于鲁迅白白挨了两篇的骂。更别提就在上个月的1月30号，徐志摩和陈西滢两人在《晨报副刊》上已经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了，这时候跑出来装和善，不嫌太迟了吗？
【鲁迅】
当然鲁迅先生岂是好惹的，你《晨报副刊》不刊登，还怕没有别的地方刊登吗？于是就在这个月的7号，《京报副刊》刊登了鲁迅先生的《我还不能“带住”》的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真是痛快淋漓，这所谓的导师，针对的是哪些人，不言自明。
News.KeMaOWAnG。oRg.CN当然啦，我们也必须明白，一是鲁迅先生的论断只是一时的，并不是所谓的“盖棺定论”，不是说经过鲁迅先生一骂，这个人就万劫不复了，就被钉上耻辱柱了，因为人是会变化发展的。
鲁迅先生仅仅只是评价此时的某人的一个方面，并不涉及“以后”的某人，以及“其他方面”的某人。鲁迅先生痛骂过陈源，可也肯定陈源的部分成绩。他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其次，鲁迅先生骂了此时的某人，这个某人以后的变化与鲁迅先生的骂是不相干的。
News.KeMaOWAnG。oRg.CN有些人因为李四光先生的地质学对新中国地下资源开发的贡献很大，就说鲁迅先生当年批评他是不应该的，这种逻辑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不能因为某人后来做了好事就否认他之前的错误，也不能因为后来做的错事而否认之前做过好事，人毕竟是复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