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公认的“犹太人很优秀”是指犹太民族向世界奉献了以《圣经》和《塔木德》为代表的灿烂辉煌的希伯来文化。在流落至世界各地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没有疆土世界公认三大恶劣民族、没有国家机器保护的弱小民族，饱受欺凌倍受迫害，却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英才辈出，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除了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犹太三杰”——爱因斯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外，还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大师、科学巨匠、工商巨擘、政界名流和艺术大家等，比如现代经济学创始人大卫•李嘉图、哲学大师斯宾诺莎和维特根斯坦、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现代艺术之父毕加索、音乐伟杰门德尔松、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金融巨头罗斯柴尔德家族、石油大王马库斯•塞缪尔、投机大鳄索罗斯、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等等，此外高盛、谷歌、英特尔、甲骨文、Face book等公司的创始人也都是犹太人。犹太人杰可谓遍布各个行业，灿若繁星。
据统计从1901年到2004年间，共有167名犹太人或者具有犹太人血统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占诺奖总获奖人数的22%，而我们知道犹太人口总数仅占全球总人口的0.2%。
那么，如此优秀的一个民族，为何在历史上命运却如此悲惨呢？
犹太民族自古捍卫自由、捍卫宗教，极赋反抗精神。犹太人历史上第一次大劫难是在雅各领导时期，古迦南地遭遇了特大饥荒，走投无路之下去埃及投奔时任埃及宰相的犹太族人约瑟，结果一去未还，被沦为奴隶近400年。后来由犹太人的伟大先知摩西在耶和华神的护佑下，率领200万族人成功穿越红海，最终逃离了埃及人的统治。这就是著名的出埃及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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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的磨难是逃离埃及奴役之后，犹太人在西奈旷野颠沛流离了40余年，才重回上帝应许之地迦南。第三次浩劫是所罗门王死后，犹太王国分裂成了南北两个羸弱小国，北方的以色列国因放弃了祖宗的一神信仰，致使民心涣散离心离德，后来终被亚述征服而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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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劫难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86年的犹太史上最为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此次事件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拆毁城墙，捣毁圣殿和王宫，杀死王子，掳走国王，烧毁所有房屋商铺，洗劫一切财物，并将所有王室成员、贵族、祭司、商贾、工匠及大批富人一起掳掠至巴比伦，同时还带走了4万多件圣殿里祭祀上帝的金银器皿。更为遗憾的是，对犹太民族无比神圣的约柜在此次浩劫中永远地消失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约柜的下落。
公元70年阿布月的第9日，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悲痛的一天。罗马军团攻破了围困四个月之久的耶路撒冷城，他们捣毁了467年之前犹太人付出千辛万苦重建的第二圣殿，并将耶路撒冷改名为巴勒斯坦。公元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帅军扑灭了犹太人的起义，下令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永远驱逐犹太人，并在原址上新建了罗马神庙。之所以说这一天是犹太人记忆里最悲痛的一天，是因为它意味着第二圣殿时代的结束，意味着犹太民族开始了长达1800多年的第三次也是世界性的大流散。那天以后一直到现在，圣殿再也没有机会被重建，仅留下一段如今全世界犹太人都顶礼膜拜的“哭墙”。
犹太人被彻底驱逐出耶路撒冷后，兵分三路逃离了自己的家园，他们中一部分逃亡到了北非，一部分流落到了中亚，绝大多数则沿地中海进入欧洲，分散到了基督教世界里。
寄居在欧洲就是寄居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在这漫长的千年岁月里，犹太人所经历的所有磨难与坎坷都可视为不可调和的宗教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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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的经典是《旧约》，基督教的经典是《新约》和《旧约》，这就说明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但是犹太教反对偶像崇拜，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坚信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坚信上帝只拯救犹太人，根本不承认基督教的《新约》。既不承认耶稣，也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认为他们的救世主尚未降临；而基督徒认为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即救世主），以自己的血替人类赎罪，基督教不排他，宣扬只要信耶稣基督，无论是谁都可以得到救赎。
在基督教世界里，基督徒们认为按照他们的逻辑犹太人本来就信上帝，他们信的又是同一个上帝，更应在新的宗教环境下与时俱进放弃过去的信仰皈依基督教，可是犹太人“固执”地拒绝了，坚信上帝只与犹太人立了约，所以在历史长河里只有少数犹太人改宗信了基督教。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这种固执由恼火转为了愤怒，由此两个原本同宗同源的宗教分歧和积怨越来越深，最终达到了“二战”纳粹时期水火不容的境地。虽然耶稣是犹太人，但是他是基督教的主，犹太人的灵魂被基督徒打上了“出卖主耶稣的犹大后裔”的永久烙印，于是反对犹太教、反感犹太人似乎成了基督教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整个中世纪几乎就是犹太人的血泪史，在欧洲一个个犹太人社区或葬身火海或被夷为平地，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惨遭杀戮，被夺去财产和生计的犹太人更是不计其数。14世纪时，在欧洲各国又出现了用政府法令规划区域，用高墙圈围，用基督徒看守，出入必须佩戴犹太人身份标识，晚上或者基督教节日实行宵禁的“犹太隔都”，它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犹太人集中居住的犹太社区，它所包含的居住自由的丧失以及人身自由受到的限制，使犹太人彻底落入了屈辱与受压迫的境地。
18世纪的欧洲人在接受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人道主义、大革命思想的洗礼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和进步，一股自由的、世俗的、反天主教垄断束缚的思潮像风暴一样快速席卷卷了整个欧洲，绝大多数基督徒虽然内心深处仍然对犹太人抱有偏见，但是理性又让他们良心发现，认为一个现代社会必须应该容忍人们拥有不同的信仰，于是社会精英们主张应该完全接纳犹太人，因此19世纪的欧洲曾经掀起过犹太解放运动，但是这项运动最后只在英国取得了成功。
19世纪德国经济突然强势崛起，思想意识也紧跟时代潮流。德国的社会精英们就国内人口众多的犹太人问题达成了共识：犹太人如果想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就必须拿出自己的“真本事”来交换，即犹太人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一个现代化国家公民该有的权利，他们必须放弃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成为和德国人一样的现代人。
因为没有触碰宗教原则，所以这一次犹太人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所有的犹太领袖都呼吁自己的同胞要积极地进行自身的现代化改造，不能只做生意搞金融，要发愤图强去读书深造接受最好的教育，要能胜任那些更高级更受欧洲人尊敬的职业，比如医生、律师、学者、艺术家或者记者等。犹太人以为如果他们履行了诺言，成为了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就一定能融入德国社会，于是这个原本就异常努力的民族更加勤奋了，无疑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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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德国，出现了一大部分非常富有的犹太金融家、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余的多数人都是中产阶级，他们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水平远远地超出了大多数德国民众，他们中出现了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卡夫卡和门德尔松等等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伟大历史人物。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竭尽全力的自我提升，犹太人在中欧尤其是在德国，他们的经济地位与社会身份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敏感的德国人却发现犹太人仍旧继续保持着自己的宗教身份，而且在德国人看来犹太人还滋生出了一种民族自豪感，并用一种特别引人注意的方式确认着自己的信仰认同和骄傲，因为在德国一些大城市还有其它国家不经意间出现了风格迥异的犹太会堂，这一醒目的标志性犹太建筑提醒了德国人，他们如梦方醒：原来犹太人看上去好像完成了所谓的自身现代化改造，其实他们最后还是没有融入德国社会，他们仍然是一个当地社会中相对独立的群体，他们仍然骄傲地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特选子民，成功后的犹太人甚至比过去做的更为扎眼了，于是乎犹太会堂成了他们眼里的“魔鬼聚集地”！这一下不得了了！如果说过去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情感主要是鄙视的成分，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完全演变成了嫉恨，而嫉恨是比鄙视更致命的情感，这也成了他们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强有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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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犹太人加倍努力容忍德国社会的结果转眼间就成了德国人攻击诋毁他们的罪状。“一战”后德国受损的经济迟迟不见起色，而那时期德国政治家中有许多人是犹太人，而他们拼尽全力也回天乏术，在这种饥寒交迫的经济矛盾大背景之下，德国的反犹主义声浪在20世纪上半页终于达到了最高潮。经济反犹主义者嫉恨犹太人的富有，主张剥夺犹太人的一切财产把他们驱逐出境；文化反犹主义者则批判犹太人的邪恶浅薄，说他们伤害了德意志的灵魂和精神；以希特勒为首的种族学说派，则声称通过他们的研究证明犹太人是最劣等的民族，应该被彻底淘汰。就这样，反犹主义在希特勒身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因为它演变成了种族反犹。“灭绝犹太人”成了希特勒及其党羽对犹太人财富的掠夺和转移国内经济危机一个“两全其美”的核心目标，纳粹政府一不做二不休说干就干，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采用高度工业化方式的集体大屠杀发生了。
在纳粹大屠杀中惨遭杀戮的575万犹太人最终用生命换来了人类良知的觉醒，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被纳粹残忍杀害的575万犹太人用生命换来了以色列的建国。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终于承认了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教义来源于犹太教的传统，取消了千年以来对犹太人的指控，不再认为是犹太人出卖了耶稣。自此，西方世界悠久的多维度的反犹主义终于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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